自從聖約翰發現自己得到神諭後，一個有關城市蛻變新生的遠景，閃亮而美麗的夢想，便開始不斷地魅惑著人類…。(Mark Wigley, 註1)
這些年在文建會推動下，有關美化環境、公共藝術、藝術節、藝術造街、藝術介入空間等政策方案，一波波接續推動著。從藉藝術來整理雜亂、缺乏美感的空間，到透過藝術來擾動、營造社區，並促進區域更新發展，藝術有如萬靈丹般，被期待扮演多重的社會功能角色。然而當大家期待藝術走出狹窄的個人自我，邁向公領域，到底大家對於藝術的想像是什麼？藝術如何被引入公領域？相關整合性規劃策略為何？這些空間的生產與藝術表徵，代表的又是什麼樣的價值？這些問題答案其實就已決定了成果為何。簡言之，「什麼人，在什麼脈絡下，用什麼方式，重新賦予公共空間什麼樣的意義?」這個夏鑄九在《公共空間》一書裡所點出的核心議題(註2)，便是這本探討藝術造街專輯可以拿來做為觀察標的，並進而探討，藝術做為批判性媒介，介入翻轉的可能為何？
藝術造街的文化解讀﹕城市光廊效應
藝術參與塑造城市，最有名的當屬高雄市具地標性的「城市光廊」。當「城市光廊」以街道傢俱概念，成功的結合公園及巴士候車站空間規劃，把城市黑暗角落照亮，透過藝術將空間美學化而廣受喜愛。在空間維護單位引進咖啡座、音樂演唱，活潑的連結年輕人喜愛出沒的新崛江商圈後，更帶來巨大的政經效益。「城市光廊」使得高雄這個長久以來因為工業發展而被視為文化沙漠、缺乏光亮色彩的地方，終於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與認同。
「城市光廊」效應不只成為高雄城市行銷主打的賣點，藝術點燈也宛如尚方寶劍，被複製到其他城市，蔓延到高雄許多地方，尤其愛河畔，一段一段的燈火跟著亮了起來。五顏六色的LED燈，讓人目不睱給。如果加上三不五時高雄港區、愛河邊一場接一場的野台熱唱、煙火秀，這些過量的光/火/聲音讓人看見城市的燃燒熱情，也讓人看到一種城市急於被看見、聽見的焦慮。然而仔細看去，透過聲光，它所照見的是燈具╱煙火，而不是城市自身；我們看見的不是高雄在地，而是四處皆有、到處複製的消費文化。因此，這種透過均質化、去歷史、去差異、去場域脈絡、自我炫燿的「美化」手法，連帶使得這些透過藝術重新生產的公共空間，變成奇觀化、綜藝化與商業化的空間。
而接著的台南海安路藝術造街，一樣也吸引了大眾的目光。透過藝術家極具圖像性、裝飾性的作品，這個因公共政策失當而畸零、破敗的重要老街，霎那變成具有奇特美感氛圍，彷如超現實的片場空間般，重獲了新生。然而透過藝術，大批外來的遊客被吸引而來，透過咖啡館、Pub、餐廳一間間的遷入，這個原本台南五條港的古老街區徹底換了容顏﹔年輕、外來的經營者進入，老地主們高興拿到鈔票後，這個花了幾十億所塑造出來的大停車場，變成商家競逐的空間。海安路挖出的公共工程大黑洞，原本有機會成為公民行動論述的舞台，已被越來越花綠的街牆給粉飾過去…。
這兩個著名的藝術造街案例都讓我們看到，當藝術把生活空間視覺化、奇觀化而帶來商業效應，使得公共/開放空間立刻被資本收編，也因此既有的常民生活形態、歷史脈絡以及弱勢社群，就被逐出這仕紳化、消費性的場域。也許有人認為，藝術在此扮演救贖的角色，讓失落的空間重獲新生，但改造後、被照亮的歡樂多彩的空間，也達成抹除與驅趕的功能。這因此讓人反思，透過藝術的公共空間塑造，就只能帶來商業效益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想像如果城市光廊變成曾在高雄挑起動盪的外勞或全台最高失業率地方本勞的發聲廊道，或者海安路街牆如墨西哥大壁畫一樣述說土地被徵收的人民的故事，它們所能創造的社會能量與想像必然完全不一樣。因此，我們可以再問﹕透過藝術的地方塑造，呈現的是誰的美學觀、價值觀？呈現在公共空間裡的藝術，有否可能成為創造公共論述的場域？這些在有關公共/藝術裡，常被提出來討論的課題。
藝術與公共/空間
然而這兩年不同城市所進行的藝術造街，主政者都依循著這兩條媒體及商業效應成功的造街模式在想像。不管街區沒落是來自城鄉發展規劃所引起(如屏東內埔、台東舊鐵道路廊)，或產業沒落而生發(如高雄旗津、五金街)，大家都期待快速的透過視覺奇觀，來讓地方被觀光化，因而帶來經濟的契機。到底在這急功近利似的一味倡導美學經濟的時代裡，去脈絡化的藝術造街如何得以翻轉？或許泰雅族尤瑪‧達陸的例子是個可以讓人深思的參考典範。
十多年前，尤瑪原本在台中縣文化中心地方編織館任職，意外發現外婆還擁有傳統的織染技藝，於是返回家鄉--苗栗泰安鄉象鼻部落學習，接著又到輔大織品服飾研究所就讀。她一方面做田野，調查泰雅族傳統習俗中各支派的語彙與編織技巧，完成泰雅族的傳統織物研究，也帶領族人在山上種植原已失傳的紅苧麻，成立野桐工坊，培訓女性族人這項差一點失傳的手藝。尤瑪因此改造了聚落的景觀，讓族人生活和環境重新產生密切的連結，同時也為聚落找到新的生機。這幾年尤瑪獲選，為台東史前博物館及中研院設置公共藝術，都是和族人一起引領設置處所的民眾參與，從種植苧麻、瓊麻開始，讓作品本身不只傳遞著一個古老的生活史，也讓人因此看見、理解文化形式與土地的關聯。尤瑪因此讓原本就要失傳的文化得以繼續發揚光大(註3)。
從尤瑪的例子我們看到，藝術的生產連結著一個族群的共同記憶，以及與土地的相處模式，它不只在空間中展現，也無形的串聯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網絡與生活模式。這樣有機的聚落/街區再造，就不是置入性的把居民的生活空間景觀化，並因而成為被觀光凝視的對象，而是讓生活其中的居民成為貫穿古今的主體。然而尤瑪畢竟是自己採取行動，花了十多年時間而創造出成果。這和大部分藝術造街案例，由政府招標，承包單位短期依任務完成的操作完全不同。
美國年輕藝評家Miwon Kwon在其著作 One Place After Another裡批評，藝術家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去出任務的工作方式，如何和在地產生深刻的連結？然而，更值得深究的是，做為公共知識份子的藝術家，又如何找到與在地脈絡深刻連結的工作方式？因此如果藝術造街某種程度是對於城市衰敗所做的宣告，那麼，缺乏整體性、深刻視野與配合機制，藝術造街即便帶來短期的群眾效應，仍將沒有辦法解決城市發展過程中，不管因為什麼原因所造成的，人逐漸自我疏離與異化的挑戰課題。
註解:
1. Mark Wigley，引自Malcolm Miles: 藝術、空間、城市—公共藝術與都市遠景，簡逸姍譯，創興出版社，p. 49
2. 夏鑄九，公共空間，藝術家出版社，1994, p.9
社，2003
3. 關於尤瑪請參考http://www.peopo.org/portal.php?op=viewPost&articleId=1331
4. Miwon Kwon: One Place After Another--Site-Specific Art and Locational Identity，MIT Press, 2004
本文發表於”藝術認證”高美館館刊，2008.12月號第23期，pp.28-31
